5月3日晚上，正当我沉浸于节日加生日的美好气氛中，一个噩耗如晴天霹雳从上海传出——我敬爱的刘士杰老师溘然离世。我无法再继续手头的工作，除了跟他的哲嗣微信沟通，便是陷入对刘老师的种种回忆，直到子夜。
今晨醒来，我觉得嗓子眼里、心底里堵得慌，不吐不快。
我人生中遇到不少恩人，刘士杰老师便是其中之一。
1994年7月我初到北京工作，人生地不熟，事业之开展，尤其需要前辈的提携。就在那年秋天，我有幸经著名诗评家程光炜教授的绍介，认识了刘老师。从此，25年来，刘老师对我、对我全家，从学术到生活各个方面都照护有加。
一、“你是我娘家人”
1994年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刚刚启动“中国文学年鉴”编撰出版项目，指定由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刘士杰老师襄理当代文学部分的组稿审稿工作。当时，程光炜教授刚刚由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刘老师向他约诗歌的稿子。程教授因为自己手头事忙，便推荐我——我当时在人民大学隔壁的北京理工大学外语系任教。由此，我得以结识在北京乃至全国诗坛已经相当有名的刘士杰老师。
大概是1995年春季的一天，刘老师热情主动地给我来电话，当他得知我是苏州吴江人时，立即改用苏州话说“你是我的娘家人”，原来他父亲原籍无锡，而他母亲的籍贯也是苏州，而且跟我一样也姓“徐”。于是，刘老师力邀我去他家做客。我满口答应，但提出先完成他交给我的写作任务，再去登门拜访请教。
我把刘老师交给我的任务当做重要任务，下了死功夫，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写得也比较用心。我邮寄给他。他看后即来电，表示赞赏我的文笔。老一辈文人看年轻人的文章，判断其水平，首先看的是文笔是否漂亮而不俗丽，工稳而不滞重。我看别人的诗文也历来奉守这一美学原则。他再次请我去他府上做客，顺便谈谈文章的具体内容。
我跟刘老师一见如故，觉得特别亲；可能就是因为这层同乡同姓关系。一般江浙沪人的老乡观念不是特别强，但刘老师有尚古士子之风，颇为重视老乡情谊，至少对我如此。
当时，刘老师适才购得一套社科院的半福利房，位于那时全北京最庞大的社区之一的方庄，那是个大小区，由四个小区组成，即芳古园、芳城园、芳群园和芳星园，合起来叫“古城群星”。那也是北京最早的高层住宅楼密集的社区。刘老师的新家就在芳城园的一栋高楼的25层。
刘老师的房子确实“邪气”（吴方言，相当于普通话里的“极其”）不错，“四向”（吴方言，大概相当于普通话里的“位置”）好，通风效果尤其好，餐厅、卧室等都有窗户。装修是刘老师自己设计找施工队商量着做的，主色调是蓝色，简约、淡雅，符合主人淡泊名利、清澈为人的知识分子情趣。
那时他已经54岁，已经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达整整30年，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总算盼来了这么一套独立的新公寓，非常兴奋、幸福、满意。他时不时邀请亲朋好友去他家做客。但对我这个娘家人，是额外热心。
我去刘老师家做客，有“三得”。
一得是美食尤其是老家风味的享受。
刘老师是诗歌界数得着的美食家，不仅对北京诸多馆子的美食如数家珍，而且自己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上海本帮菜。他不仅自己喜欢享受美食，也喜欢朋友们跟他分享。因为我跟他是提前电话约好的。他那天一早就去市场上采购了新鲜食材，在我到之前，已经全部完成烹饪前的准备工作。
北京理工大学在海淀区魏公村，离方庄很远。他提前把公交线路帮我查好，告诉我。我出发之际，给他打了电话。他不仅下楼，而且到离他家所在的楼还有一段距离的公交车站等候多时，接上我之后，当导游，先带着我在“古城群星”之间转了一圈，简单介绍了小区的建设和住户情况。那时的方庄规划得整洁有序，绿化面积多，空地多，被称为帝都富人区，影视界名人张国立、刘晓庆、大山、那英和宋丹丹等“明星荟萃”于此，乔迁至此的文化界名流则更多，如吴冠中、舒展、乔羽、王春瑜等等。刘老师的不少邻居是他们社科院尤其文学所的人士。那时，哪怕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20层以上的住宅楼很少，我则更少有登高楼的经历，觉得乘电梯上楼都花了不少时间。到25层刘老师家之后，我就激动地在刘老师导引下四处观望——如有俯瞰千年帝都的浩气从心中油然升起。我跟他说，他应该每天都会有杜工部《望岳》时的观感：“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刘老师在他家里领我看了外界环境之后，领我回到客厅，给我泡了一杯咖啡，又一杯绿茶（记得是我们老家苏州的碧螺春——对这样待人接物的细节他是很“功于心计”的）。泡咖啡时，他用英语一字不差转述了当年钱钟书曾经亲口跟他讲过的英国名言：“Coffee should be black as hell, strong as death, sweet as love.”（咖啡应黑如地狱，浓如死亡，甜如爱情。）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穿上厨师服，撸起袖子，开始在厨房里大展身手。我提出给他帮忙当小工，他说不用。于是，我又跑去窗前俯瞰和仰望，还浏览了一阵他的书架。我发现，他的藏书固然多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古代文学的也不少。原来他在转治现当代文学之前，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功底了不得。
锅碗瓢盆交响乐演奏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六道色香味俱全的“小菜”（吴方言，指主食之外的所有菜肴，而非与所谓的“大餐”相对。宁波人称之为“下饭”）已经齐齐上桌。之所以是“六道”，是寓意“六六顺”；刘老师是很讲究这样的切口和口彩的。用餐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那时年轻，这些菜又都是我朝思暮想的家乡风味，记得有小河虾、红烧肉等等，还有啤酒佐餐，令我胃口大开；但我平生饭量不算大，20多岁时的饭量跟50所岁的刘老师差不多。我感觉，刘老师亲自掌勺做的菜肴口味好，所以他的胃口也好。无论我俩如何有饕餮之志，也用不完那六道佳肴；然而，跟所有老家的主人在饭桌上一样，刘老师一个劲儿地给我边夹菜，边口口声声说“没啥吃的，慢慢用。”他还幽默地用宁波话学宁波人在饭桌上的客套礼仪。宁波人待客喜欢用螃蟹，明明桌子上摆放着大螃蟹，主人会说“没有哈（与‘蟹’同音）吃的”。当时北京连饭馆里都还基本上没有公筷，而刘老师在自己家里请人吃饭都在每道菜上放置公筷一双。他自己承认有一定的洁癖。这个我印象特深。
二得是学问文化的享受。
刘老师作为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是“文革”之前正常而完整的教育秩序下完成本科学业的），而且是赵景深先生的高徒，他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修养颇深。
赵先生曾亲自挽留他在复旦读研究生，而且就在赵先生自己的门下,主攻元明清戏曲（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讨论的就是洪昇的传奇剧《长生殿》）。刘老师之所以放弃读赵先生的研究生，而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还是因为赵景深先生出于爱护他的才华而权衡后做出的安排。赵先生忍痛割爱似地跟他说：“文学研究所是文学研究的最高学府。你研究生毕业后，也未必有这么好的单位。正好你师兄邓绍基来母校招生，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文学研究所条件好，你在那里一定会得到更好的深造。”（刘士杰：《我和恩师的戏曲缘》，载《 中华读书报 》（2011年12月7日第3 版）刘老师“到了文学研究所，被分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可是他对戏曲的痴情始终不变。正是由于这份始终不变的痴情，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戏曲的研习一直断断续续在坚持着。后来，他编著出版了《中国戏曲史话》，算是数十年在这方面研究心得的总结。那时这本书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刘老师从书架上取下一册，一笔一划，签上他的大名，又写上我的名字，称呼我为“弟”，还让我“哂正”，真是折杀小生。
在我接触的他那一辈中国文学专家中，刘老师的英语算是好的，他能读英文资料，也能说一些，而且发音还相当标准。我俩时不时会用英语交流一下。他对外国文学名著更是熟悉。
我那时虽然在理工科大学里教英美文学和英美文化，但我的写作主要还在中国文学；所以我俩古今中外聊得特别开、特别广。我受益良多。
三得是戏曲表演的享受。
最享受的是刘老师的几乎专业的戏曲表演。刘老师打小就是英俊少年，在戏台上绝对是靓仔小生，顾盼自恋，举手投足，帅气十足。还在复旦上学时，因为听了赵景深在课堂上的演唱，他喜欢上昆曲。老一辈研究戏曲的学者都讲究实践功夫，自己也要会唱念做打，所谓“研”“习”共抓。赵景深担任社长的上海昆曲研习社如此，俞平伯担任社长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也是如此。刘老师得了这两位戏曲研究大家的真传，因而精通昆曲。昆曲起源于我们苏州的昆山，可谓是刘老师的娘家戏。他对另一种苏州艺术也造诣精湛，那就是评弹。那时北京的电视已经能够收到上海卫视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台有评弹节目，他几乎每期必看。除了苏州地区的，他对长三角地区的几乎所有民间戏曲都有涉猎，如上海的沪剧、无锡的锡剧、绍兴的越剧、宁波的甬剧等等。他家里常备着琵琶、三弦、二胡等乐器，可随时操起来弹唱。那天下午，他给我唱了几乎所有这几个剧种。记得昆曲选的是《牡丹亭》选段，评弹唱的是《啼笑因缘》选段（蒋调），沪剧唱的是《芦荡火种》选段，其它剧种的曲目我记不起了。
刘老师的戏曲表演才能在诗歌圈是早已成名的，为此，很多年前我还听到某位也算是他的老友说他“玩物丧志”。但他不以为意，在合适的场合，他会露两手。比如，2016年冬天，故友柳忠秧来京，正值屠岸先生94岁生日，我们便在很小范围内，请七、八位挚友小聚，其中就有刘老师。席间，在屠老表演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诗词吟诵之后，刘老师演唱了昆曲，声音依旧那么清亮，精神依然那么饱满。当时，我就心想，那样的文化雅聚，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如今，那个小饭局上的柳忠秧、屠岸和刘士杰先后仙逝，怎不令人肠断！
刘老师不仅学唱有天赋，学说也惟妙惟肖。他的语言能力是超凡的。他能说好几种方言，苏州话，无锡话，宁波话，都极为的道。我呢也爱学各种方言，于是，我俩聊天时往往用的是南腔北调。
那天刘老师也坦诚地聊了不少家事。1960年代的北京，在生活条件尤其是新鲜食材上跟上海比差得太远。我记得很多年前看过一部书，是关于王洪文的；说王奉调北京离开上海时，他那帮伙计到虹桥机场送别，纷纷说他到北京会在生活上受苦。国际领导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老百姓？！于是，沪宁杭一带的人绝少愿意离开那一带定居或长期生活，至今如此。刘老师其实也有极为浓重的江南情结，他年轻时虽然人已经在北京定居工作，但心似乎还在上海；于是，找对象时没有选择北京姑娘，而是选择了上海女孩。但是，结婚之后，问题来了。他的前妻当然留恋上海的安乐、精致和洋气，无法忍受北方的风沙、粗糙与土气。最终两人分道扬镳，女儿也随了他前妻。刘老师没有另谋新欢。寡居的他虽然朋友多，爱好多；但其实是孤独的。
二、他是我学业的引路人
我跟刘老师结交之后，他就有意识地提携我这个小老乡。
首先，是对我的写译生涯的提点。他以《诗探索》杂志社的名义向我约稿，还让我参与过一些别的很有意义的写作项目。
比如，他曾参与主持《古典剧曲鉴赏词典》的组稿工作。他知道我的古代文学底子还可以，于是来向我约了好几个剧目的。我借这个机会，研读了不少古典戏曲作品，尤其是明清的，以《郑振铎藏珍本戏曲文献丛刊》为主；这使得我在这个本来不太熟悉的领域好好补了一课。我后来提交的文稿主编他们也还满意。
2002年，我的处女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出版。我立即给他奉上。他主动而且很快写了评论文章，题为《诗花因情感的滋养而绚丽》，文中对我揄扬有加，说“智慧的表达方式还在于诗人机智巧妙的构思，以及诡异莫测的娴熟技巧。你不得不佩服诗人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
有时，我写出自己比较得意的文章，就会发给他，请他指教。尤其是当我写完文史随笔时，更会请他斧正，然后再拿出去发表。因为我知道，别说在诗人圈里，便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古文底子能有刘老师那么厚实的，也不多。比如，去年我颇下了一番爬梳古籍的工夫，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史论文章，题为《淮南王刘安所著《离骚传》是政治表态书》。我请他不吝赐教，他老人家呢，则往往不吝表扬。他看了文章之后，说我“多才”，“研究起古典文学来了”。其实，我这哪谈不上研究，只是偶然有想法，就随便动笔一写而已。
刘老师不仅支持我的文，也支持我的事。我偶然受人之托，会参与点活动组织。多年来，有好多次，我请他老人家捧场。除非特殊情况，他都会亲临为我“站台”。有时，他要从南城到北城，换乘两三趟公交车，满头大汗，我真是有点于心不忍。我会设法给他弄点车马费，让他打“差头”（上海话，“出租车”也）回去。
有一年，我帮我老家苏州吴江市文联策划并实施“费孝通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我请他出面。他提前写出了论文。本来我跟他是同一个中午的航班一起由首都机场飞往虹桥机场的，这样我可以一路陪着他；但那天交通异常，他的车被堵在机场高速路上很长时间，以至于飞机起飞了，他还没有赶到机场。我因为要赶到老家去帮着张罗会议，不能迟到，只好先行飞走。同时，请老家那边的主事者赶紧给他改签下一个航班，好在京沪之间的航班比较多，他赶上了傍晚的航班，到吴江时已经是夜里了。弄得他有点疲惫、有点狼狈。好在那段时间他身体不错，精神头更足，休息一夜后很快就恢复了。
在我的文学生涯的一些重要关头，都会寻求他的帮助，他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比如，我晋升职称时，他给我写专家推荐信；我在国内外去参加一些学术性项目，需要同行专家出具证明材料时，也是由他出手。
刘老师也时不时带我参加北京乃至外地的尤其是《诗探索》杂志社组织的文学活动。比如，在国防大学举办的“现代诗歌与字思维学术研讨会”。再如，在广东肇庆举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年会。我们是同车去的广东，当时没有高铁，车上时间很长，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天南地北地闲聊。我至今怀念那样悠游的火车旅行。
通过刘老师的举荐，我认识了许多诗歌界人士，尤其是北京的，如谢冕老师、吴思敬老师、杨匡满老师等等。我跟这几位前辈的小范围聚会基本上都是他张罗的。比如，有一次，“九叶诗派”“老大”辛笛的哲嗣王圣思女士由上海来北京，她先跟刘老师联系。刘老师在前门大栅栏那里提前预定了老字号都一处饭馆的包间，然后邀请这几位先生陪同，小字辈只有我一人受邀；可以说是对我特别栽培。他介绍我认识的中青年诗友则更多。
由于我俩在志趣、性格、学养各方面的高度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喜欢的人我也欣赏，他不喜欢的我也讨厌。因此，我俩的交往圈有相当大的交叉。我们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多。
刘老师还在生活上关心我。我遇到烦心事有时会向他倾诉，寻求他的建议。他也会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帮我出主意。他不仅关心我，还关心我的家庭。我女儿出生没几天，他闻讯就冒着九月底尚未消退的暑热，换乘几趟公交车，来探视小家伙，送来了两套漂亮的“小毛头衣服”。后来，我们每次见面，甚至在电话里，他都会询问小家伙的成长情况。我除了用语言向他介绍小女的近况，有时还会发照片给他分享。每次他看到小家伙健康顺遂成长，都会欣慰地连声称好。这种无微不至的慈父般的关怀，真的让我、让我全家感动莫明，永志不忘。
三、多次相约见面而阴差阳错，留下永远的遗憾
刘老师是大孝子，又留恋上海，社科院呢是一个基本上不用上班的单位。所以，哪怕在退休之前，哪怕那时候交通不便（乘火车要20个小时左右，而且卧铺票难买），他每年也要回去四、五趟，而且每趟要呆好多天。这从某种程度上是影响他的研究和写作的。但他似乎并不在在意这些功业上的损失。他经常说，陪伴老母亲是“头要紧”的事。
1990年代末，我每年也会去一、两趟上海。每次去之前，我都要问问他是否同去，或者他是否人已经在上海。如果在，则我们会约见。他那时因为毕竟临时回上海，所以还没有在上海买房或租房，而是借住在他妹妹家，兄妹俩关系特别融洽，他老母亲跟他妹妹住在一起，他在妹妹家同住，方便照顾老母亲。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妹妹家。我终于见到了他的令堂大人，我们徐家的“老祖宗”（老家人对德高望重的本族老人的尊称，有点像《红楼梦》里贾家上下对贾母的称呼）。老太太那时已经91岁，个子矮小，但神清目明，举止健朗，不仅生活自理，而且还能帮做一些家务，我见她时她正在摘菜。我连说他们母子皆幸福。就母亲说呢，她这么老了，身体还这么好，能有儿子在身边照顾自己。儿子呢，九旬母亲还健在，所谓有老可养，有孝可尽；也是难得的福份。徐老太太除了基因长寿，跟刘老师兄妹的贴身照顾也有很大关系。
2001年，刘老师正式退休后，他在上海呆的时间更多了，甚至比在北京的时间还长；因为上海毕竟有他的亲人，可以相互照拂。听说，他跟女儿的来往也密切起来了。我虽然跟他见面少了，有时不免觉得缺憾；但想起他在上海享受上有老、下有小的天伦之乐，也就为他高兴了。
再后来，他基本上不在北京住了，来北京只是匆匆忙忙办点事，见见老朋友，就回上海了。我呢，又经常出差在京外。因此，我俩难得见面。而且，说老实话，在微信开通之前，联系都不多。但两人互通微信之后，我们互动得多了起来，时不时相互问候，我有些作品也会主动推送给他，跟以往一样请教于他。他呢，有一阵子，经常在我发的朋友圈里点赞，以这种形式关爱我、鼓励我、鞭策我。
去年，2018年8月3日，吴思敬老师来电，说刘老师5号回京，这次与往昔不同，是来办彻底放弃北京的手续的，他把方庄的房子卖了，打算在上海养老。吴老师作为他数十年的挚友，张罗着帮他邀请几位老友共同为他践行并送别。像这样重要的环节，我也应该出面做东，请他和他的老友们餐聚一次的。然而，非常非常不巧的是：我早已订了5号飞欧洲的航班，只好给他发微信道歉：“刘老师好，我听吴老师说你5号到北京来。本来应该我请您吃个饭的。但我5号一早就要去机场，去欧洲。只能以后找机会到上海去拜访您了。祝您一切顺利。身体杠杠的。”
刘老师没有因此而不快，3日深夜11点多给我回信说：“好吧，只能以后再聚了。祝你旅途愉快！”第二天，即4日凌晨5点多，他又给我连续来了两封信说：“你来上海，欢迎你到我的新居来，我在上海租了一套房，62.4平方，每月租金7500元。和我妹妹一个小区，她三号楼，你去过的，那时家母尚在，你与老人家同姓又同乡，分外亲切。我住1号楼。”“你来上海，我请你吃本帮菜。”刘老师好客，是有名的；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无论是在他家那里，还是在他单位那边，他请我吃过多少次，我已经算不清了。
进入去年秋季之后，我因为日夜忙于协助贵州操办第38届世界诗人大会和老家吴江区盛泽镇操办第二届丝与诗国际会议，而鲜少主动跟刘老师联系，直到10月28日，完成所有的议程，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北京，才给他发了微信：“刘老师好！之前忙得不可开交，那么从现在起我进入了冬天模式，时间相对比较松。您若再来北京，请给我个机会，请您和您的老朋友们聚一下。上次因为出国没能参加，非常遗憾。”他回信说：“我已定居上海，欢迎你来上海，我请你吃本帮菜。”接着又追加一封强调说“你什么时候回苏州，顺便来上海，我们见见面，我请你吃本帮菜。”我答曰：“找机会请您到我的工作室去看看。”这是真话，从上海到盛泽交通是比较便捷的。他也知道，他来信说：“从北京到盛泽不方便，离上海倒很近。”我们姑且那么约了，但最终没有实现；这主要是我没有充分利用好一些机会，使得我跟刘老师见面的机会一拖再拖，最后直至拖黄，变成永远的遗憾！
在我交往范围并不窄的亲友中，几乎没有比敬爱的刘老师更热爱生活、更善于咂摸生活的。他亲手做的上海本帮菜、他那英俊的戏曲扮相、清脆的演唱、亲切的乡音、优雅的文笔都是我时不时渴望的人间美味，将永久地珍藏于我的记忆库。愿天堂也有厨房供他烹饪，也有舞台供他表演，也有狼毫供他书写。
2019，5，5 初稿于营慧寺
2019，5，6 定稿于圆恩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