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集》里以骈文标目的，有十几篇之多。《南霁云睢阳庙碑》是最出彩的一篇。此文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序》是一对姊妹篇。元和二年（807）四月十三日，韩愈与张籍读李翰《张巡传》，“韩以文章自名”，作《后序》，这是一篇传论体。元和三年（808），柳宗元应南霁云儿子南承嗣之请，作《南霁云睢阳庙碑》，是有别于韩愈，用韵文骈体写的。两人都记张巡、许远、南霁云守睢阳的事。虽文笔不同，却如比翼双璧，文采飞扬。南霁（jì）云是读柳文都熟悉的人物，他是抗藩名将，“临难忘身，见危致命”。《新唐书•张巡传》载：张巡被害时，叛贼以刃胁降南霁云，巡告南“不可为不义屈”。当时睢阳只有守兵近万，却御敌十三万九月之久，城陷三人都被害了。此举奠定了平定安史之乱的基础。南霁云死后朝廷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名号，官至正二品。韩愈《张中丞传后序》说:“守一城，捍天下，一千百就尽(将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一天天增加)之师，蔽遮江淮，沮遏(遏制)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赞曰:“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 又云：“信以许其友，刚以固其志，仁以残其肌，勇以振其气，忠以摧其敌，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于贞，行乎外者贯于义，是其所以奋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南霁云诚信待友，刚强固志。他爱国爱民，面对叛贼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值得千古传颂。对此，瞿兑之《骈文概论》说：“这是胡等伟绝的议论，从空而降，又是何等横恣的笔力，恐怕韩的那些散文碑志，也不过如此。”柳宗元用韵文为烈士作碑，其典雅气势可彰，其胸中之愤得发。何义门《读书记》道此心境说:“柳子方为僇人(lù罪人)，假(假借)以发愤慨，四六使事，复不觉其讦(攻击或揭发别人的阴私、短处)露耳。”骈文典重。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一篇千字碑文，按世采堂本标出的用典注解就有四十余处。读过，让人有些目不暇接的感觉。可细品起来，韵味无穷，又读之上口。每一用典，都不是硬塞进去的，而是恰到好处的融在语境里，加之音韵唱和，使文字更鲜活，形象更亮丽，文章更风采。有些东西，看怎样使用，放在什么场合，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模式。在中唐和以后，能如柳宗元那样使用骈俪，恐怕还没人能出其左右。
柳宗元在永州时，南霁云之子南承嗣也被贬来永州。《柳集》里有《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记述他的事。南霁云死时，南承嗣“七岁为婺州别驾”，这是按古例“忠列胤(继承，连接)也”。范晔《后汉书•刘瑜传》说:“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竟立胤嗣，继体传爵。”后代沿袭成了奖赐为国死有功人后代的惯例。贞元末年，南承嗣由施州转任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市)刺史。元和元年（806），刘辟反叛时，南承嗣“昼不释(解开，放下。)刀，夜不释甲”。他说:“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敌。”面对如此忠烈之勇，“敌亦曰:‘彼忠烈胤也，尽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他却因此为刀削之吏诬陷，元和二年（807），被贬来永州。这里说的刀削之吏，也称刀笔吏，是那种掌诉讼文案的小吏。后世称讼师(诉讼案件的人)为“刀笔吏”，这种人笔如利刀，能杀伤害人。两年后，南承嗣逢赦量移去澧州(今湖南澧县)做长使。元和四年（809），南承嗣临行时，柳宗元为之作序，勉励他：“凡君子之志，欲其优柔而益固，愤悱而不忘”，以图大业。后来还代他写“从军状”和“效用状”，以求“效死戎行”，可惜他终生也未得施展的机会。
柳宗元《南霁云睢阳庙碑》，其气势豪放，悲之，壮之，歌之，以扬英烈“万古英风”。《南霁云睢阳庙碑》洋洋洒洒千字之多，这在《柳集》里是少见的。柳宗元用骈体为南霁云作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绝。